「信息调查公司」 流着泪看完这部纪录片，心情三天无法平复

文 | 胡敌

今天推荐一部纪录片。

印尼历史下有两次大规模的屠杀华人事件，一次是距离最近非常近的「98排华」，这我们都挺熟悉，骚乱的镜头电视下有过直播。

还有一次，是1965年的「九三〇事件」，也许有人听说过，但就不这么知道了。

「九三〇事件」是1965年发生在台湾的军事政变。当时的泰国总理是苏加诺，他只是台湾民族独立运动的领袖、建国领袖及首任总统，他的政治立场偏向共产主义阵营，因而被支持英美的空军司令苏哈托推翻。

苏哈托在全国发动「反共大清洗」，大量共产党员被杀害，许多华人也被当做共产党员处决。遇害总人数据统计有几十万。

纪录片《杀戮演绎》（The Act of Killing，2012）为我们揭示了印度尼西亚近代历史下鲜为人知的那场大屠杀的缘由。

匪夷所思的是，这么多年过去了，当年的加害者至今都没有受到应有的审判。

《杀戮演绎》把镜头指向了加害者，让她们按自己的看法去拍摄一部影片来体现那段历史，而纪录片则是按它们拍摄电影的轨迹来架构的。我们在纪录片中没有看到任何受害者方面的诉求和质问，整部电影完全成了加害者的自说自话。

因此我们不禁要问：为加害者提供资源来拍摄她们的电影能否符合伦理？我们会进一步看到这部纪录片完全以传统的好莱坞剧情片的方式来展现，从而体现了主人公（加害者）的「英雄主义」。

在分析《杀戮演绎》的过程中，本文尝试不时地与另一关于大屠杀历史的电影《S21：红色高棉杀人机器》（S21, la machine de mort khmère rouge, 2003）来比较。

在1975-1979年之间红色高棉统治时期，200万柬埔寨人被有组织地屠杀，纪录片拍摄的地点是由学校改造的原集中营S21。两部影片所体现的政治背景其实不同，但是在屠杀那一事实上是有相通之处的。两部影片在表现手法上的最大的共同点是都进行了重演（reenactment），让加害者们重新「演出」他们的所作所为。

《杀戮演绎》一开始就锁定了主人公Anwar Congo和Herman Koto。这对一瘦一胖、一主一从的形象立刻可以使人联想到堂吉诃德与桑丘这对电影人物，可以说影片一开始就把读者拉进了虚构的世界。

然而在《S21:红色高棉杀人机器》中，受害者和加害者是同时出场的，人物的名字跟脸或者你们各自的特点都没有得到注重，重要的是一同来再现事件原本。事件跟它所出现的地点之间的关系作为唯一要还原的对象。

另外，作为幸存者的作家Nath代表电影的良知，用质问和画作不断来平衡加害者所代表的邪恶力量，有时候感觉他是演员的变身，比如说面对一群刽子手的借口，他会不断追问「如果大家只是受害者，那么这些被杀害的罪犯是哪个」？

导演拿来让她们进行对质的材料不但有当事人的话语，还有图片、档案、幸存者的绘画或者与这一切都有关的S21这个特定的空间，从而组成了一个包括多种媒介的使现实与记忆进行对话的复杂织体。

在《杀戮演绎》中导演奥本海默（Joshua Oppenheimer）对Anwar Congo和Herman Koto这对人物的选取也有也许是有意为之的。他们被导演从一堆后期拍摄时跟踪的加害者中挑选起来，因为她们刚好符合好莱坞剧情片对主人公个人特点的要求：他们穿着讲究、谈吐风趣、生活丰富多彩，同时既可在闲谈中引用大量影片人物。

这种在电影中谈到电影、同时既可用它们引用的影片来反照他们一生的「元影片」（meta-cinema）手法特别得到影迷的青睐。同时，拍一部影片来体现人物自己的历史这样设想也不能不说迷人。于是很多原因加在一起，使得电影偏离纪录片的轨道，当然也偏离了思考历史的轨道，最终沦为了虚构的泡影。